张弛：不变的信仰与竞争的社会——兴隆洼—红山文化雕塑的题材及展演形式

　　这种★“主神★★”有时也被佩戴在人身上，如牛河梁第十六地点M4出土的玉雕人像，兴隆洼文化的石雕、蚌雕人面小牌饰。除此之外的其他动物肖形都是系挂、穿缀于人身和衣物之上的佩戴物件。在兴隆洼文化时期这种佩戴物件有石雕、蚌雕和骨雕兽面牌饰，红山文化时期则几乎全为玉雕，有玦式猪龙、鸮（鹰）、龟★★★、昆虫等，所见主题与兴隆洼时期不尽相同。这些佩戴在人身上的神像不与特定的景观相关联，可以归为“护持神”一类。牛河梁“女神庙”中，除了多尊大型人像之外，也发现有泥塑的走兽和飞禽★★，飞禽的翅膀与第十六地点N16M4∶1★“玉凤”一样★★★，应当是★★★“配享★★★”的“护持神”。这些神像在兴隆洼文化时期一般个体都很小★★★，大一些的都是人头骨制作的牌饰★★，到红山文化时期★★★，特别是红山文化晚期，玉猪龙、勾云形器以及玉凤一类牌饰出现20厘米大小的单体，平时佩戴在身上不方便活动，很可能是仪式场合或下葬的时候才使用的★。

　　兴隆洼文化积石冢墓地上没有发现更多的仪式内容★，但当时还有所谓★“居室葬”，见于兴隆洼、兴隆沟和查海遗址。居室葬一般葬在屋内穴壁之下，有不同的方位★★，但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一般都葬在迎门灶后的中霤位置，这个位置显然是仪式空间，与居室内石雕人像所处的位置是一样的，如兴隆洼F180中的M118，墓主为老年男性，随葬有两头整猪（图二四）★。在聚落被遗弃之后★★★，居室葬不会被迁走，石雕人像通常也不会被带走，例如白音长汗F19和南湾子北F2的灶后人像，而这两座房屋中其他的东西几乎没有剩下。这些都说明不论是葬在居室中的死者还是灶后的人像都是与当时社群的居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兴隆洼文化★★★“主神”信仰仪式展演的场所仅限于居所，特别是在室内。

　　兴隆洼文化目前在三个地点明确出土了5尊石雕人像。其中★★，3件出自发掘的房屋中★★：林西白音长汗遗址AF19②∶4人像（图一、二），立于房屋中部灶后（以房屋门道为前★★★，下同），插入地面；翁牛特旗南湾子北F2灶后有并立的2尊人像（图三），出土时倒伏接躺，原应与白音长汗人像一样插立于地面。林西西门外遗址采集到的2尊人像位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房屋旁边，原位置也应在房屋之中。

　　红山文化室内也有“主神”★★★，但更多的发现是在居所之外的积石冢上和享堂之中。到红山文化晚期★★★，积石冢规模越建越大★★★，以牛河梁积石冢群最为壮观★★★。有的积石冢用不同颜色的石头垒砌冢界，冢上摆放成圈的彩陶筒形器，以增加墓冢的可视性。积石冢不仅是埋葬仪式的地点，同时也是墓祭的场所★★★，半拉山和牛河梁都发现有大量的祭祀坑。半拉山在墓冢之上建造了享堂一类建筑★★★，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女神庙★★★”则是专门安置★“主神”★★、提供祭拜的场所，神庙中泥塑神像的骨架就是用真人的骨头填充的，说明所谓★★“女神”乃是被当作真人来复制的。墓冢上出现了各种可以移动和不能移动的“主神”造像★★，只是这些神像并不被全体红山人一致尊崇，各个墓地都发现有残破神像出于墓冢废弃堆积或墓葬填土中，显然后来者并不在意别人的“主神”。尽管我们还不能确知各种葬仪和祭仪的具体形式★，但在墓地之上，同时祭奠墓穴中的死者和墓穴之上的★★★“主神”，透露了某些墓主人与★★“主神★”之间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这些“祖先神★”不一定是远祖★，而很有可能是近祖中某些特定的人物，并且与特定族群相关。这些积石冢里面的墓主人，除了随身穿戴各种发饰、耳饰、腕饰以外★，就是系挂和穿缀于身上的各种“护持神★★★”像，此外并无其他随葬品，正可以看出红山文化葬仪的核心乃是“祖先崇拜”，由此也展现了当时社会权力的形态。

　　综上，居室中的人像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只有石雕，高度多为30~40厘米，也有60多厘米者，只有上半身，下身打琢成尖锥状，以便插立于地上。但敖汉旗兴隆洼遗址曾采集到一种高仅8★.8厘米的小型人像（图七）★★★，底面平整★★，无人体轮廓，仅以阴线刻划四肢，表现为盘坐形象。赵宝沟文化时期发现有石雕人像的遗址较少，只有后台子一个地点有可信的石雕人像，个体大小接近于前一时期，但已经雕琢出人物的下身★★★，一律采取坐姿，臀下仍呈尖状，以插立于地上。赵宝沟时期的敖汉旗赵宝沟遗址和翁牛特旗小善德沟房屋也出陶塑人像，姿势不明。红山文化时期陶质人偶以兴隆沟F9的人像最为完整，也是盘坐的姿势★★★。白音长汗和南湾子北人像在居室内有明确的位置，均插立于灶后，面南背北，朝向门道。一般来说★★，房屋灶后的位置是房屋中的★“主位”，古代文献称之为★★“中霤”★★，无论屋顶是否开有天窗，都是房屋中接受阳光最多的地方，在上古时期是留给祖先的位置。总之，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这种出自房屋中的石雕和陶塑人像有一致的姿态，盘腿端坐于室内灶后中霤的位置。据南湾子北F2并座的2尊石雕像可知，这种石雕陶塑★“人物★”肯定不是特定的某一个人★★★，而且很可能男女两性都有。

　　兴隆沟遗址还出有与“人面”石牌形态相近的蚌牌★，其中F22的1件高4.9厘米，瓜子脸★★★，正中刻划一道竖线，上部两侧对称位置各钻一圆窝眼，其一钻透★★，眼下沿划线件则只有一对圆窝眼★★★，应该是半成品（图一八∶4）。类似的蚌牌饰也见于白音长汗AF14①∶5（图一八∶7），高4★★.3厘米，瓜子脸，左右对称圆窝为眼，刻划大嘴和牙齿，眼上部有一对穿孔★★★，嘴下另有一穿孔★★。

　　这种人像，在兴隆洼、赵宝沟文化时期都发现于房屋中，红山文化时期则还大量见于墓地之上。兴隆洼文化时期白音长汗F19和南湾子北F2中，这类石雕人像都插立于灶后中霤的位置，是人像最早★、最确切的原境，红山文化兴隆沟第二地点F9出土的盘坐陶塑人像也在室内。在红山文化时期墓地上，牛河梁第一地点“女神庙★★”这类享堂之中的壁塑也是同一类人物★★，不能被移动★★★，半拉山石雕人像则应是不能被移动的建筑构件，砌在享堂中或积石冢上★。墓地上那些看似可以移动的陶塑人像，也应当有特定的位置，或许是直接放置在积石冢的墓穴位置之上。

　　玉龟共6件出土于牛河梁和胡头沟★★★，有长近10厘米者，大多腹面有隧孔（图二一∶5），可知是穿缀件，背面没有孔的仅见于牛河梁N5ZIM1墓主人两手中的各1件。

　　此外，还发现有2件个体的兽类和1件个体的禽类塑像。兽类一例位于北多室中室上部★★★，有吻部、耳部和双爪★；另一在南单室中部，为下颌部分，獠牙涂有白彩（图一○）★★★。禽类在北多室北壁附近，只有爪和翅（图一一）。报告认为前者有熊的特征，后者有鹰的特征。

　　唯一与前述人像有关的玉雕人像是红山文化牛河梁N16M4∶4（图一七）玉人，以Y形沟槽区分腿、腹★★★，腿很短★，没有表现胯部，两腿外侧弧收，显然表现的是正坐姿势★★，特意雕刻了圆凸的肚脐★★★，双手抚胸，这些特点表明与居室灶后的人像为同一类型★，但玉人颈后有隧孔，显然是系挂、穿缀物件★★，出于墓主下腹部。其他雕像多为猛兽★、飞禽、昆虫、龟鳖一类★★，即便是类似★“人面”的牌饰，也不能确认为人。

　　红山文化明确出于居室之中的只有1尊陶塑人像，即敖汉旗兴隆沟第二地点F9陶塑盘坐人像（图六），在房屋中的具置未见说明，推测与白音长汗人像位置一样★★。人像高55厘米，中空，以陶器制作方法制成★★，双腿盘坐★★，双手交搭于脚上，裸上身，肚脐中空★★★，明显为男性。头戴软帽，帽上有捆扎的带状饰物，又似帽上中空，长发出露盘折，再以条带物捆扎成横髻★★★，另头顶有一故意留出的孔洞★。人像圆眼凸睛★，张口★★★，眉毛和眼睛都涂了黑彩，耳垂有孔，说明应有耳饰。

　　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的社会信仰中，一直有两类重要的崇拜对象，一类是石雕、陶塑和泥塑的盘膝正坐人像，双手交叉于腹部★★★、肚脐凸出或中空★★。这种人像端坐于居室中灶后的中霤位置★★★，红山文化时期还见于积石冢上或墓地上的享堂中★★★。鉴于这种人像在仪式展演地点有自己“独立的空间★★★”，应该可以被认为是当时信仰中的★★“主神”★★★。这种人像性别有男有女，同一地点所见面貌不同，但有一致的发式，不同地点则发式不同、冠饰不同★★★，在兴隆洼文化的居室中与居室葬墓主有密切联系，在红山文化中则可能与不同墓地中的特定墓葬相关★★★，极可能是不同族群各自的祖先神★★★，有些还可能就是近祖。另一类是石雕★、蚌雕、骨雕和玉雕的动物肖形，在兴隆洼文化时期只有所谓★“人面★”和“兽面★★”，红山文化时期则有猛兽、猛禽★、龟鳖和昆虫。这类雕像个体小★，佩戴在活人和死人的身上★★★，在牛河梁还配享于★★★“女神庙★★★”中，应当是★“护持神”一类。

　　出现在墓地之上的雕塑仅见于红山文化时期，有泥塑、石雕、陶塑等，主题也基本都是人像★，大多见于积石冢倒塌堆积或墓葬填土中。

　　兴隆洼—红山文化以保存了众多的雕塑偶像著称★★，在遗址中残存下来的有泥★、陶★★、石★★★、玉、蚌、骨等多种材质，体量大小各异，涉及人物、飞禽、走兽、昆虫等多种主题。这些雕塑偶像出土的★★★“原境”有三种，一是被放置在居住房屋里的特定位置上，二是位于墓地上的建筑之中，三是人生前或死后佩戴在身上，显示出它们在当时社会信仰系统中各有不同的位置。雕塑因其★★★“纪念性”而具有承载社会信仰价值的意义，可以作为研究上述问题的途径。

　　燕辽地区人像传统其实还可以追溯到更为久远的时期，例如早于兴隆洼文化的小河西文化时期★★，敖汉旗榆树山遗址发现过人头像F9②∶1。年代更早的白城双塔遗址也有陶片人面。日本岩户遗址旧石器时代晚期石雕人像的年代就更早了★。人像崇拜是欧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普遍的现象，是欧亚大陆北部地区社会文化的基因★★。利用这种传统的社会信仰，燕辽地区的社会在竞争中可以达到红山文化晚期那样的程度，为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社会信仰的形态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案例★★★。但红山文化这样的社会★，在社会信仰一直不变的情况下究竟能够走多远，恐怕将成为无解之谜，历史并没有留给我们验看的机会。其他地区的案例，如年代稍晚的良渚文化和良渚社会兴起，伴随了以“神徽”为标识的新型社会信仰的创制，可以视为信仰创新与社会创新合二为一的典型案例★★★，与红山文化和红山社会的发展道路相比，显然是另外一种形态。

　　草帽山积石冢发掘出土了至少3尊红色凝灰岩石雕人像，其中最大的ASCZ1∶3仅残存眼部一块，个体比线残存半个面部，颈部雕凿出串珠形颈饰。ASCZ1∶1（图一五）有完整头部，方脸，双目微闭★，头戴“凸”字形冠。

　　河北滦平后台子遗址发掘清理了至少5座赵宝沟文化房址，同时采集到7尊石雕人像★★，原位置也应在房屋之中。7尊雕像分为两种★。第一种5尊人像，包括采∶14（图五∶1）★★、15（图五∶2）★★★、16（图五∶4）、17（图五∶5）★、18（图五∶6），样式一致★★★，其中除采∶16和采∶18无头外★，其他3尊基本完整，通高为32.5~34厘米，均为坐姿（简报区分了蹲坐★★、端坐和脚相对）★，臀下有尖形基座，可见也是要插立于地上的。形象为小腹隆起，有微乳，双手置于隆起部位之上。3尊保留有头者均为光头，并刻划出了眉毛，无头的采∶18似有发辫。第二种2尊人像★，都比较小，且无基座★★，不是插于土中的，采∶19（图五∶3）高9.5厘米，端坐姿★★★，有隆起腹部，双臂下垂，采∶20则与上述细长眼睛的人像皆不同，为圆鼓眼、竖耳★★★，但也有隆起的腹部，蹲坐★★★，简报称之为★★“兽★★★”。第一种5尊除有腿呈坐姿外，上身姿态均与林西白音长汗、西门外3尊很相似，在原境中显然也都是要插立于地面的，原始位置应与上述兴隆洼时期案例一样★★★。采∶18★★★“有凹坑”★★，采∶19★★“刻划出竖沟”★，表明后台子这些雕像是女性的可能性比较大★★★。

　　玉鸟的形象与展翅的鸮最为接近，多为立耳大眼，个体很小★★，多有高不足5厘米者★★，腹部有隧孔，是穿缀件。东山嘴，阜新胡头沟（图二一∶6），牛河梁N16-79M2★★★、N2Z4L，半拉山K5等墓地和墓葬出土6件，巴林右旗纳斯台等遗址也有采集品★★。此外，牛河梁N2Z1M21∶14兽面牌饰（图二一∶12）、N2Z1M26∶2勾云形器（图二一∶8）也是立耳大眼，嘴为尖喙，有鹰或鸮的意象。有齿牙的勾云形器一般也多认为是抽象的鸮，如牛河梁N2Z1M27∶2（图二一∶9）★★，只在两眼之上有一个穿孔★★★，用法当为系挂★★★。牛河梁N16M4∶1“玉凤★★”（图二一∶3）、N2Z1∶C8“玉凤首”、N2Z1M23∶3“龙凤玉佩★★★”（图二一∶10）都有尖喙，背面有对称隧孔★，也应当是鸮或鹰一类的穿缀件。

　　红山文化玉器一般都出于墓葬★★★，其中光素无纹者多明显为装饰品★★，如玦、环★★、珠、坠，也有不少用途不明★，以斜口筒形器和各种璧最为常见。只有少量实用器有装饰的纹样，如牛河梁出土的2件三孔器，N2Z1M17∶1（图二一∶1）和N16-79M1∶4（图二一∶4）★★★，应为玉梳背★★★，两端分别有对称的人首和兽首（似熊）★，是装饰的手法。作为镶嵌饰件的半拉山M12∶4兽首（图二一∶2）是该墓M12∶2钺的柄端插件，与N16-79M1∶4玉梳背兽首应为同一种动物。而单独出现的肖形玉器应当直接与信仰有关，有兽、鸟、龟（鳖）和昆虫等几类。

　　兴隆洼—红山文化信仰系统中应当有多种信仰的展演形式，葬仪就是其中一类。兴隆洼文化直到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有一致的形式，即积石冢，白音长汗环壕聚落之外的高处就有两处积石冢墓地，分别对应了两个环壕聚落，可知是族墓地的形式。

　　另外一种是实心小陶俑，高约10厘米，大多为站立形象。如东山嘴TD9②∶7（图一六∶6）和TD8②∶5为孕妇形象★★★，前者还有★★★“表现的记号”★。牛河梁N5SCZ2∶4（图一六∶8）无头，残高9.6厘米，形象类似于东山嘴两例。其他数例，如半拉山K18∶1（图一六∶5）和牛河梁N1H3∶7残存头部，牛河梁N1H3∶9和N1H3∶8残存上身，姿态不明。这些实心小陶俑无一完整，有的出于积石冢的“地层★”，有的出于“祭祀坑★★★”中★，应也都失去了原境，含义不是很清楚★★★，但与上述在建筑与墓冢之上的大型泥塑、石雕和陶塑人像不是一个类型。

　　这5尊石雕人像的共同特征是均无腿★，下身制作成尖锥状，显然是为了插立于土中。白音长汗AF19②∶4人像通高36.6厘米，西门外遗址2尊人像（图四）分别高40★★★、67厘米★★★，南湾子北遗址2尊人像没有数据发表，但看图像大小应在西门外2尊之间。林西两个遗址的3尊石雕更为接近，整体虽然都随原石的大小和形状有所变化，但人物雕琢技法类似★，面目也相似，都琢出深陷的眼窝和嘴，也都在肚脐部位清楚地雕出一个圆形凸起，双臂都交于肚脐凸起之上★★，西门外2尊有比较小的双乳，白音长汗则没有★★。西门外较高的1尊双耳明显★★★，并琢出半圆形项饰。南湾子北2尊在面部突出眉毛（或眉弓）和嘴唇，发表的简要介绍中曾特意说明★★“初步判断为一男一女★，女性石像的眼部、嘴部放有蚌壳做成的眼睛及牙齿”。可见这5尊石雕人像不是一时一地制作的★★★，即便出于同一遗址同一房屋中的也不是同一个人物的形象，性别很可能有男有女，但并不都是男女成对。

　　半拉山积石冢分早晚两期，早期是占地面积1300平方米的黄土土冢★★★，冢上有墓葬以及祭祀坑各15座；往上是晚期堆的黄黑花土冢并砌有长方形石界墙★★，埋入墓葬63座★★★，祭祀坑14座★★★。简报称，晚期在冢上北部建有石围长方形黄土祭坛1座，祭坛顶面偏西有与祭坛方向一致的建筑1座★，残存对称的3排7个柱洞以及活动面，所谓祭坛与其上的建筑其实很难拆分为两个遗迹。发表的平面图上显示还有祭祀坑和墓葬打破祭坛建筑的情况★★★，可知墓冢形成过程是十分复杂的★★★。半拉山是目前所知红山文化葬入墓葬最多★★★、延续时间最长、形制最为多样的积石冢。上述3件石雕人像中，T0503①∶1应当出于表土，M41∶1应当出于墓葬填土，T0407②B∶3简报说出自祭坛之上的建筑活动面上，3件个体都只残留头部★★，肯定不是原初摆放的位置，推测原应摆放在墓冢上，或许对应了某个墓穴，当然也有可能是以建筑构件的形式砌在祭坛上的建筑中★★。

　　固定的姿势是社会意识所赋予的特定标识★★，固定的位置是社会意识认同的特定景观。与特定景观相联系的具有特定姿势的人像是仪式聚焦的核心★，因此这种大型盘膝正坐人像应当是兴隆洼—红山文化信仰系统中的★“主神★★★”。但这种主神又不是某个特定人物的偶像，即便是在同一时期★，甚至在同一房屋★★、同一享堂或同一墓地之上，都有不止一个人物的形象。不同地点出土的人像发饰不同；同一地点发式相同但面相不同★★★，如半拉山石雕人像，甚至可能性别不同，如半拉山和南湾子北人像，南湾子北F2两尊石雕高矮不同、面相不同★，并坐于灶后★★，最为明确。这些人物有的还佩戴了冠或头巾★，有的有耳洞和项饰★，显然是当时流行的妆饰。目前所见大多数聚落中的房屋★★★、墓地乃至墓地上的享堂中都有这类人像，应当是当时社会不同族群各自的祖先神★★。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三个时期都在居住房屋中发现有雕塑人像。

　　有明确人像出土原境的只有凌源牛河梁第一地点N1J1★★，这组建筑被称为“女神庙”，但只进行了局部清理，并未完整发掘。★“女神庙★”以北，同为牛河梁第一地点的N1J2（被称为“山台”）北部边缘有大片红烧土堆积★，其中也采集到个体很大的泥塑人像手臂和耳朵，还有仿木构件，或许也是一座★★★“女神庙★★”式的建筑。这些建筑基址中只见到泥塑★。

　　上述人像★★，最多见的是一种接近真人体量的大型人像，牛河梁第一地点的“女神庙★★★”泥塑甚至有真人的两三倍大。★“女神庙★★”泥塑和半拉山、牛河梁、东山嘴等多个地点的大型陶塑一律采取盘膝正坐的姿势★★，与居室灶后的人像显然是一类★★，区别只在于泥塑不能被移动而陶塑可以移动。半拉山和草帽山的石雕像均没有发现身体，但体量比较大，很可能属于建筑构件的一部分，应当也是不能移动的，与泥塑、陶塑人像的意义很可能是一样的。这种人像显然有男有女，牛河梁“女神庙★★”中的泥塑多为女性，半拉山则明确有男性★★★。半拉山不论石雕还是陶塑都有一样的发髻★，牛河梁、草帽山人像则戴有头巾或帽子★。有的人像还有耳洞和项饰。只有小型实心陶俑不属于这类神像，其含义尚不清楚★★。

　　自农业产生以后★★，中国新石器时代各个区域都有人口不断增多★★★、聚落规模不断增大★★、社会群体日益复杂化的趋势★★。一般来说★，随着社会组织的扩大，会出现新的社会权力、社会制度以及支撑权力和制度的意识形态★★★，但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不同的社群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又有不同的应对方式。本文以燕辽地区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信仰为案例，从分析信仰的内容及其展演方式的变化入手，窥探本地区史前社会在复杂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具体特征★★。

　　昆虫类似蚕形者比较多，腹部分节，牛河梁和朝阳田家沟墓葬都有随葬，但牛河梁N5Z2M∶9和N16Z1①∶47（图二一∶7）2件还雕刻出了翅膀。这些昆虫都有一个穿孔或沟槽★★，是系挂件★★★。

　　石牌和蚌牌大小相差无几，形态及眼睛的表现方式一样★，一对穿孔位置都在上部★，用法显然是一样的，形象大多为抽象人面★★。兴隆洼M118、M117也出有类似的蚌牌★★★，M118出在人骨右手背上，可知这些牌饰是人体的挂件。

　　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和红山文化大致前后接续又同为一个文化系统。雕塑题材所见，三个时期的信仰体系中★，人物造型一直都是十分常见的主题★★，不论是材质还是人物形象都有多种样式。不过，除了红山文化墓地上时有出土的小型实心陶偶像之外，大型的石雕★★★、泥塑★★★，乃至陶塑人像都有固定的造型，一律采取盘膝正坐的姿势★，上身，双手交于腹部。人像在兴隆洼文化时期下身直接雕琢成锥形，到赵宝沟文化时期下身为坐姿，臀下仍有尖锥，再到红山文化的盘坐陶塑、泥塑，演变线索清晰★★。

　　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长达2000多年间，★★★“主神”的姿势和位置一直稳定，说明意识形态或社会信仰的主体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一直都是祖先崇拜★。只是信仰展演的地点从聚落内部的居室中扩展到了墓地上，祭祀的地点更加公开化★★，神像的体量越来越大★★，材质越来越多样★，同时“护持神”增加了更多的角色，个体也越来越大★★。这种现象是社会联合体扩大★★★、社群密度增加、社会意识形态竞争愈演愈烈的结果★★。

　　N1J1由间隔2.65米的南单室和北多室两个半地穴单体建筑组成★★★，南单室大致为中部弧凸的长方形，横长6★、最宽2.65、深0★★.89米；北多室平面近“土”字形，南北长18米，主室西侧底部残存墙壁高（穴深）0.5~0.9米（图八）★★。由于“北多室南部以上有拱起部分★★★”★★，可以大致确认保存下来的穴深就是该建筑当初的深度★★。穴外发现炭化木柱★★★，穴内遍布红烧土，可知建筑是遭火焚毁的。从清理出的仿木建筑构件★★、彩绘墙壁壁面可以看出建筑表面有华丽的装饰。

　　兽形玉器以所谓玉猪龙最为常见★，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4、第十六地点N16M4两座墓葬出土3件★★，半拉山M12出土1件，其他多为采集品。玉猪龙虽为玦形★★★，但不少玦口不通★★，个体甚大，只有N2Z1M4一例成对，但又出于墓主腹部★，显然不是耳玦★★。玉猪龙通常有一对立耳和一双大圆眼，牛河梁采集标本5嘴部刻划了獠牙（图二一∶11），应当是兽类无疑★★★。玉猪龙背部都钻有一孔★★★，应当是系挂之物★★★。

　　兴隆沟和兴隆洼遗址出土了4件黑色石牌，都是平顶瓜子脸型的“人面★★”小牌饰。其中，兴隆沟F22的1件（图一八∶1）高3★★.5厘米，以二圆窝为眼，三角形口中嵌蚌片为齿，眼上有并排两个穿孔。兴隆沟采集的1件（图一八∶3）形态完全一样★，只是口中蚌片牙齿已脱落。兴隆洼H585出土的1件略有不同，双眼和嘴都是钻出来的圆窝，眼和嘴之间还刻划了凹槽（图一八∶5）。兴隆沟F22出土另外1件则只有圆窝双眼★★，没有嘴，不知是半成品还是简化形式（图一八∶2）★。

　　从兴隆洼到红山文化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内，单从生产工具的类型来看，各个时期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大的改变，房屋建筑形式以及聚落的基本形态也没有变化★★★，但聚落数量越来越多。区域调查显示，红山文化较兴隆洼文化时期的聚落点增加了10倍（表一），聚落的规模也不断增大★★。兴隆洼文化时期★★，小型单个聚落如南台子，房屋的数量一般为30多座★★；规模稍大的查海，房屋虽有50座以上，但不会是同时期的。这种聚落显示了当时最基本的社群规模。白音长汗有2个30座房屋的环壕聚落，兴隆沟第一地点则有3个，兴隆洼环壕内的房屋有上百座，显示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有聚落的联合。到红山文化时期★★★，早期的赤峰魏家窝铺环壕聚落占地面积接近10万平方米，局部发掘清理房屋124座，若完全发掘推测有房屋300~500座，已经是兴隆洼时期一般聚落房屋数量的10倍。时代为晚期、分布位置在边缘的科左中旗哈民环壕聚落有17万平方米以及更多的房屋★，显示出聚落联合的规模越来越大。通常认为，红山文化最大规模的社会联合体是牛河梁积石冢群所代表的群体★，但这个社群的居所在哪里、群体规模究竟有多大目前尚属未知。随着人口增多、社群规模增大而来的社会竞争有愈演愈烈的迹象★★★，牛河梁第一地点两座女神庙被烧★★，多处积石冢上旧的神像被毁★★★；哈民聚落中有的房屋被焚★，有的房屋内埋入90多名死者，可能是群体死亡事件★★，这些都是当时社会冲突的体现。

　　与社会变化相应，意识形态的展演方式和展演规模也随之变化。兴隆洼时期祖先崇拜仪式的展演在房屋之内，只是聚落内部的景观★。至红山文化时期★★★，展演的地点更出现在了墓地之上，墓冢越来越高大，各种墓祭的仪式越来越繁复，不仅将陶塑祖先神从居址房屋中搬迁至此★★★，而且还就地兴建享堂★★★，以泥塑和石雕塑造了更大型的神像。墓主的“护持神”一律用玉雕造★★★，增加了许多不见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的“神灵”，而且体量也越来越大★★。这些与信仰相关的各种造像的大小，并不是在具有同一种信仰的某个社群中的不同阶层间的分配★★，而是不同社群间社会信仰展演形式和展演规模的选择★★★，并不能直接说明当时社会出现了“等级化★”，显示的只是社群间激烈的社会竞争。

　　北多室清理出多尊泥塑人像残件★★，有六七件个体，体量相当于真人大小以及两倍★★★、三倍于真人的规格★。最有名的“女神像★★”N1J1B∶1（图九）出土于北多室的中室西侧靠穴壁★，附近还出有手、上臂和肩头等塑件。N1J1B∶1残存头部，头顶虽残，但可以看见额上有箍饰★，鬓角有竖行系带，头戴帽或巾★★，眼嵌淡灰色玉石为睛，牙齿贴蚌片，耳垂部位有穿孔，以坠挂耳饰★★。从室内其他位置出土的凸起的残件来看，这些人像中应当有“女神”像。北多室的西室已被冲沟破坏★，此处也采集到人像残件，其中N1J1采∶3、采∶4分别为腿根部和腿部，都呈盘坐姿态，且这种半地穴建筑尽管穴深近1米，恐怕也难以容纳三倍于线左上臂连接肩胸部位都不是圆雕，背面可以看见连接墙壁的草筋，可以推断这些人像应当是贴壁盘坐的高浮雕壁塑。

　　墓地上出土石雕人像的地点中★★，比较明确的是朝阳半拉山和敖汉旗草帽山。半拉山积石冢石雕人像保留有头部者发表了3件个体，除T0503①∶1稍小（高14厘米）★，其他2尊都接近线（图一二）圆脸、蒜头鼻、鼓目★★★；M41∶1（图一三）尖脸、直鼻梁★、似有八字胡须★★；T0407②B∶3（图一四）侧面看为尖脸★★★、鹰钩鼻、瘪嘴，像是老人。T0503①∶1和T0407②B∶3在头顶后部雕刻出了圆形发髻，该遗址出土的小陶俑人像K18∶1脑后也有这样的发髻，只是塑形更为细致，可以看出是三道发束盘成的螺髻，并有散发披于脑后，M41∶1头上雕刻了更为复杂的东西★★★，据简报描述是冠饰★★。这3尊石雕都雕凿在比较扁的砂岩侧面，并不是规整的圆雕★★，可能是出于石材的限制，也很有可能本身还作为建筑构件的一部分★。此外，这里还出土3件有刻槽的石雕构件，如T0407②B∶8，简报推测是放置石像的基座★。

　　个体比较大的一种★，一般接近真人大小★★★，跟陶器的制法一样，用泥条制坯★★，空腔★。出于半拉山M29填土中的M29∶1（图一六∶1）★★，残存半个身子★，接近真人大小★★，裸上身，双臂环抱于胸前，肚脐为孔洞，洞口特意做成凸缘★★，与兴隆沟F9的陶塑像很像。喀左东山嘴积石冢出土了多件★★，其中TD10②∶9（图一六∶2）和TD10②∶10（图一六∶3）2件，分别为上身和下身残件，上身可见双手交叉于胸前，右手搭于左腕，下身为双腿盘坐的姿势，右腿搭于左腿之上★★★，大小接近真人的二分之一，其他上下身残块也都是这样的姿势。牛河梁第三地点环沟出土的N3G2∶1（图一六∶4），残存人像面部鼻和嘴★；牛河梁第十六地点N16Z1①∶24手指残件陶片（图一六∶7），也都与真人大小一样。这些都是残件，出土的地方也非原位，推测原与石雕像一样，放在墓冢上。这种人像的姿势与房屋中的人像完全一样★★，不排除有从房屋中搬过来的可能。

　　白音长汗AT27②∶7（图一九）石雕牌饰，高5.8厘米，椭圆脸★，月牙眼★，阔口嵌蚌片为獠牙，上部从侧面向背面钻有一对隧孔，可知这类牌饰也有兽面的形象。这类兽的形象也见于兴隆沟出土的人头骨牌饰，如F22出土的2件，系人顶骨制成★★★，斜立镂孔月牙眼，上部有一对穿孔，下缘正中三个穿孔★★，两侧还有穿孔（图二○）；M7出于墓主胸腹部的1件★★，应当是穿缀件★，该墓主右手腕上还有1件人骨圆牌★。

　　除了出现在居室和墓地之上的人像外，兴隆洼文化至红山文化时期还有很多随身佩戴的雕塑偶像，体量比较小★★，一般都有穿孔或在背面有隧孔★★，出土于墓葬人体之上★，也有出于房屋等其他堆积物中的情况★★★，可见都是在葬仪中或平时佩戴的物品。这种雕像在兴隆洼时期主题比较少★★★，但材质多样，既有硬材质的石雕，也有骨雕和蚌雕，红山文化时期则基本以玉雕为主，但主题多样。

　　可以明确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的佩饰实际上只有石雕★★、蚌雕和人骨牌饰★★，佩戴的位置在墓主人的手背和腹部。不同材质的牌饰雕刻手法几乎一样★，从眼睛的形状和口部牙齿来区分有两种，圆眼有成排牙齿的像是人，月牙眼有獠牙的显然是兽★★。其他题材都是孤例，如白音长汗墓葬中随葬的穿孔玉蚕M7∶1腹部刻划了分节，是昆虫一类（图二二），石雕熊头M7∶4下部有孔★★，应为插件（图二三）★★★，与半拉山M12∶4钺柄端插件是一类动物，这2件器物都出于M7★★，而这座墓葬所在的位置还有其他红山文化时期墓葬，因此M7为红山文化时期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红山文化时期基本都是玉雕★★，题材中人物很少★★★，比较多见的“猪龙”和昆虫是系挂件，鸮（鹰）和龟（鳖）则多为穿缀件，在墓葬中大多出于人体上身，但由于红山文化墓葬有不少是二次葬，这种情况下也可能并未穿缀或系挂于人体或衣物之上。此外还有镶嵌件两种★★，一是玉梳背，二是钺端饰，显然也还有装饰作用。